内地是母亲，台湾是妻子，香港是情人，欧洲是外遇。我对朋友这么说过。
内地是母亲，不用多说，烧我成灰，我的汉魂唐魄仍然索绕着那一片后土。那无穷无尽的故国，四海漂泊的龙族，叫她做内地，壮大登高叫她做九州。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。不但是那片后土。还有那上面正走着的、那下面早歇下的，所有龙族。还有几千年来还没有演完的历史，和用了几千年似乎要不够用了的文化。我离开她时才二十一岁，再还乡时已六十四了：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，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。”长江断奶之痛，历四十三年。这些年来，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、低呓着中国，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。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，被西潮卷走。
台湾是妻子，因为我在这岛上从男友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，从青涩的讲师变成老教授，从投稿的“新秀”变成写序的前辈，已经度过了大半生。几乎是半个世纪以前，我从厦门经香港来到台湾，像下跳棋一般跳了三岛，就以台北为家定居下来了。其间虽然也去了美国五年，香港十年，但此生住得最久的城市仍是台北，而次之的正是高雄。我的《双城记》不在巴黎、伦敦，而在台北、高雄。
一湾浅浅的海峡，像一柄无情的蓝刀，把我的生命剖成两半，无论我写了多少怀乡的诗，也难以将伤口缝合。母亲与妻子之间不时有争辩，夹在中间的亦子亦夫，最感到伤心。我究竟是人子呢还是人夫，有时实在难以两全。无论在内地、香港、南洋或是在国际，我久已被称为台湾作家。我当然是台湾作家，也是广义的台湾人，台湾的祸福荣辱都必须共承。但是我同时也是，而且早就是，中国人：中国的河山、人民、文化、历史，都是我与生俱来的“家当”，中国的祸福荣辱都是我无可遮掩的“胎记”。然而在今日的台湾，在某些场合，对某些人说来，要做中国人，简直就负有“原罪”。这矛盾说来话长。我只有一个天真的希望：”莫为五十年的政治，抛弃五千年的文化”。
香港是情人，因为我和她有十二年的缘份。初见她时，我才二十一岁，是内地的流亡学生，一年后便东渡台湾。再见她时，我已中年，成了中文大学的教授，而她，风华绝代，正当惊艳的盛时。我为她写了不少诗，和更多的美文，害得台湾的朋友艳羡之余纷纷西游，去当场求证。所以那十一年也是我“后期”创作的盛时，加上当时学府的同道多为文苑的知己，而弟子之中新秀辈出，乃成沙田文风。
香港是一个国际气派的通都大邑，不但东西对比、左右共存，而且南北互通。城乡兼胜。不愧是一位混血美人。观光客大半目炫于她的闹市，而无视于她的郊野美景。我一直庆幸能在香港最繁华的岁月去沙田任教。庆幸我教的大学坐拥山海之胜，自由的学风、安静的校园。让我能在文革的喧嚣之外，登上内地后门口这一座??象牙塔，定定心心写了好几本书，于是我这“台湾作家”竟然留下了香港时期。
至于欧洲成为外遇，则在将老未老、已晡未暮的敏感之年。我初践欧洲，是由英国入境。已经四十八岁了。至于步上巴黎街头，更是五十之年，不但心情有点迟暮，而且偏偏又是独游。欧洲，当然早已“迟暮”，不过依然十分“美人”，也许正因为迟暮，美艳更教人怜。而且同属迟暮，也因文化不同，而有风格差异。例如伦敦，成熟之中仍不失端庄，至于巴黎，则不仅风韵犹存。更透出几分撩人的明艳。大致说来，北欧的城市比较秀雅，南欧的则比较浓丽，这当然跟宗教、艺术、气候等也有关系。甚至中欧、东欧的小国，无论目前如何弱小、“落后”，其传统建筑，例如宫殿与教堂之类，比起现代的暴发都市来，仍然大家风范，耐看得多。诗人爱伦坡说得好：“你女神的风姿已招我回乡，／回到昨日希腊的光荣，／和往昔罗马的盛况。”一切美景，若具历史的联想与文化的意义，就不仅令人兴奋。更使人低回，富于余味。何况欧洲的文化不仅悠久，而且多元，“外遇”的滋味远非美国的单调、浅显可比。美国再富，总不好意思在波多马克河边盖一座宫殿或古堡吧？
（摘自《人生与舞台》，1998年第10期，余光中文。）
